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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牛对古代东亚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首先是生产力层面的变革。牛作为重要畜力，广泛应用于犁耕和运输，显著提升了农业效率，使粮食生产得以支撑更复杂、更大规模的社会结构。其次是饮食结构的改善。牛肉、牛奶及乳制品为人类提供了新的优质蛋白质和脂肪来源，打破了此前对猪肉和粟、黍作物的单一依赖，增强了人类社会整体的生存韧性。再次是社会结构的演变。养牛需要专门知识和长期投入，可能催生了早期的专业牧养人群，推动社会分工深化，并对阶层分化产生影响。最后，在礼仪和制度层面，牛因其体型、价值等因素逐渐取代猪，成为更高等级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牲畜，如“太牢”便以牛为首，反映出权力象征体系的演进和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升。

　　蔡大伟：传统考古研究往往通过器物、作物等文化要素来讨论交流问题，容易将其理解为某种单向的“输入”或“扩散”，而较少关注承载这些要素的人群流动，以及外来物种、技术与本地生态和社会系统之间的长期互动。古DNA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连续、动态的生物证据链。它揭示的不仅是“什么传来了”，更重要的是“如何传来、与谁发生混合、又经历了怎样的本地化与再创造过程”。这使我们得以看到，史前东西方交流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持续发生、多向互动、生物演化与文化演进协同展开的过程。

　　蔡大伟，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Asian Archaeology》主编。作为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创新团队第一负责人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分子考古学研究，在国内率先将古DNA技术系统应用于中国家养动物起源与扩散研究，开辟了动物考古研究的新方向，为理解古代社会经济形态演变、人群迁徙与文化互动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曾主持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科研项目。目前，在《Science》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