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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南方”是一个辩证发展的政治经济范畴。复旦大学殷之光教授融合多学科视角，系统梳理了从“被压迫民族”到“第三世界”再到“全球南方”的历史演进，揭示这一概念谱系背后贯穿的反殖民、反霸权和追求实质平等的共同诉求。作者同时深入探讨全球南方的理论意义，提出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本书不仅批判了西方主导的发展主义模式及其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更提出了中国视角下的国际秩序新构想——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网状式统一大市场。通过分析二战后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本书展现了全球南方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的新生力量是如何重塑国际格局的，提出了强调自主发展、平等合作的新发展主义理论框架。这部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智慧的著作，既是对全球南方历史逻辑的深刻阐释，也是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激情展望，为理解当代国际关系转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1942年秋天，欧洲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实则是更大规模世界变局的一部分。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悍然侵略中国东北。9月21日，中国政府驻日内瓦代表正式致函国联秘书长，请求国联行政院“注意中日争端”，并“依照国联盟约第十一条，请求行政院，立即采取办法，使危害国际和平之局势不致扩大”。 当时中国政府尝试通过国联这一初创国际组织，用制度方式回应帝国主义者的暴力。结果可想而知。1932年1月，国联正式组建调查团，由英国人李顿任团长，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事件。10月，调查团发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称“《李顿报告书》”）。报告在形式平等的原则下，对情势做出了“客观”的陈述。它既承认了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又在地缘政治层面，承认该地区作为日俄争端战略缓冲地对中国的重要价值。在经济上，报告依托欧洲殖民经验，将“满洲”看作未来可能调节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边陲旷地”。

　　然而，依托欧洲殖民经验，从霸权宰制者视角出发，建立在法律主体形式平等的基础上，且全凭对国家能力、实力对比、地缘关系等要素一时一刻的静态分析，得出的结论很难让当时的中国人民信服。对日本而言，其在“满洲”的“特殊地位”“最要利益”等诉求，恰恰遵循了“客观”的理由。最终，形式的平等只能沦为不平等形势的制度背书。调查团甚至无法就日本侵略中国的理由与影响给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分析，而仅仅对现象做出了肤浅甚至牵强的因果解释。中国人日货甚至被视作日本侵略中国的重要诱因之一。调查团给出的结论更是建立在“倘中日两国政府均能承认彼此主要利益之相同性质”这个前提之上。

　　国联所承认的“客观”性，也可以被看作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这一态度不考虑不平等，以及构成不平等状态背后的复杂结构性因素，更不考虑力量消长变化可能对造成不平等状态的结构性因素所形成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从这个视角看到的世界成了一种“大国政治”，即世界秩序的基本格局由极少数大国或大国联盟左右。决定大国地位的是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实力。由大国与大国联盟所构建的秩序具有清晰的结构框架，联盟内各成员在经济发展、军事能力、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层面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反过来，这种成员间的一致性与组织的高度制度化也被视作国际组织得以有“秩序”、行动力和影响力的前提条件。它就像一种从天上掉下来的理想秩序，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世界提供某种可依赖的准则。

　　这种秩序观反映的是一种具有高度一神教文明特色与欧洲历史经验的认识论。实际上，在李顿调查团完成报告后，中国人已经普遍开始质疑国联的有效性、正义性，但欧洲人仍认为国联代表未来人类社会秩序的发展方向。1933年，英国科幻小说作家H. G. 威尔斯出版了科幻小说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1937年的中译本名为《未来世界》）。它借菲利普·雷文博士之口，描绘了一个通往未来乌托邦的秩序途径。故事以 1930 年雷文博士的死亡开始。作为一名外交官，默默无闻的雷文博士生前一直在日内瓦国联秘书处工作。雷文死后，他生前偶得的一本小书落到了作者手里。这本被雷文称为“梦书”的小册子预言了欧洲文明崩溃再重建，并建立世界邦国的景象。在形成这个世界邦国之前，世间处于一种现代国家（Modern State）的状态，这个现代国家最初由一个云上的独裁者（Air dictatorship）统治。悬在空中的独裁者全知全能，掌管世界政府。这一政府推行教育，发展科技，推行基础英语（basic English）作为世界语言。

　　云上的独裁者会制裁破坏秩序的行为。在雷文的梦书中，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的行为仿佛是对欧洲拿破仑战争的重复。而国联在应对日本入侵中国事件上的无能，更对世界和平的未来造成了挑战。通过云上的独裁者强力组织起来的全球性现代国家，则是对这种无能状态的回应。不难看出，把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作为解决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途径，更像无奈之举。它反映的是西方历史经验带来的世界观局限。在这种秩序观下，秩序的建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与这种英雄史观相对应的，是在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实践中形成的人民史观。

　　对20世纪末不少西方知识分子来说，威尔斯所构想的现代国家似乎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成为可能。在美国的胜利主义情绪中，一种单极的、统一的世界秩序即将诞生。这种秩序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经济、政治和法律上的结构性保障。这些国际组织不仅被美国精神影响，更在结构上反映了美国作为“被邀请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的意志。作为“仁慈的霸权”，美国能通过军事干涉行动，消灭潜在的秩序挑战者、破坏者，并为世界提供安全保障、发展知识、政治经验等公共产品。在这种胜利主义情绪背后，霸权以及维系霸权的不平等结构被合理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历史发展的必要机制。美国这个云上的独裁者不但为世界提供秩序，还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范本，唯一的山巅之城。这种对霸权及其稳定结构的信心使一些美国精英相信——历史就此终结。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政治是漫长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阶段。在认识论层面，这一新阶段不创造任何新的世界观。在实践层面，它延续旧帝国主义秩序的等级结构。这一阶段的唯一变化源于通信、交通、军事、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发展。这种技术发展使得帝国主义自上而下的治理术更为精细、更具效率、更能深入全球诸多角落。一场由资本利润驱动的现代化在更大规模上将人类不同社会连在了一起，并在全球尺度上复制了依附理论学者们的批判——不均衡的发展（uneven development）。在此基础上，这种发展模式将社会关系、世界观层面上的不平等嵌入了人们的秩序想象。当人们无法想象另一种秩序可能性，无法在现有世界秩序基础上思考通往另一种可能性的途径时，当人们“别无选择”时，历史仿佛按照美国胜利主义者、现代化理论家、政治家们想象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中“终结”了。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著名的“别无选择”表述，强硬地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推向历史前台。在那一历史时刻，人类对发展方式的探索似乎终结了。然而，这种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的资本主义解决方案，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发展理论曾面临危机。在美苏两个阵营冷战对抗中诞生的现代化理论、欠发达理论等自20世纪70年代起风靡世界，但在西方世界爆发经济危机时遭到怀疑。此外，苏联推动的社会主义国际化发展构想也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尾声。世界在20世纪末陷入了该向何处去的迷茫。正是在这个理论与实践双重迷茫的时代，为了应对自身经济危机，英美开始大力推动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

　　然而，资本主义解决自身危机的方案将世界更多地方拖进了更深的危机。在这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南方艰难开始的国家与社会建设计划遭到了严酷的冲击。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影响了英美的政治经济结构，也通过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重要的多边机构，被强行推向世界。在这一时期，融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被描绘成国家发展的唯一途径。相应地，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为寻求发展，不得不接受这些多边机构给出的结构性改革方案。从1990年起，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发展贷款开始附加苛刻的条件，例如，要求债务国减少政府财政与健康医疗支出，移除货币自由兑换的障碍，降低粮食储备等，这一系列条件直接导致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陷入贫困，甚至更严重的饥荒。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曾用“第四世界化”来描述这种发展的倒退。

　　受第四世界化现象冲击最严重的地区是非洲。作为世界人口结构最年轻的沃土，非洲却成为世界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对非援助一直是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关注的重点问题。二战后，西方向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发展援助。然而，传统西方对非援助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方国际发展援助理论，建基于以单一发展范式为导向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否认多元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忽视甚至刻意遮蔽了资本主义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对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具有极强的新殖民主义色彩。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发展援助的主导机构开始反思二战后对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援助成效甚微等问题，认为受援国政治体制非民主、经济市场非自由等是造成援助不力的主要原因，并由此提出以经济自由化为核心的结构调整论。 在此理论指导下，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推动附带严苛条件的援助模式，涉及政治体制改革、货币自由流动和优化财政支出等方面。正值非洲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许多非洲国家不得不接受其条件苛刻的结构调整方案以寻求贷款援助。然而，实施结构调整的国家普遍出现国内社会不满情绪高涨及其他政治经济危机，贝宁等国被迫中断执行“结构调整计划”。失去外援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更难以为继，只得重启计划，如此往复，陷入恶性循环。 这种发展援助不仅没有让非洲国家因援而兴，反而使它们普遍陷入援助依赖或者援助失效的困局，甚至造成越帮越穷的吊诡现象。

　　伴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方案的是一种伪装成援助的干涉主义，其目的是创造一种适合资本自由流动的政治环境。在发展程度极端不平衡的条件下，这种自由流动无疑成为政治经济发展优势主体向劣势地区的倾泻。此外，随着苏联解体，全球南方失去了发展援助的替代性选择，客观上形成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发展援助资源的暂时性垄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别无选择”成为这一阶段面临的重要国际现实。一方面，效仿苏东模式的非洲国家失去了依靠，如肯尼亚思想家阿里·马兹鲁伊（Ali Mazrui）所言，“欧洲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给非洲社会主义以沉重的一击”； 另一方面，非洲国家进一步失去了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而营造出的活动空间，面对西方国家的附加条件，非洲国家的议价权大幅降低。西方国家借机在非洲力推第三波民主化，进一步推动非洲拥抱新自由主义。在此过程中，非洲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效果，反而深受部族冲突、军事政变、、宗教矛盾等不稳定因素的困扰。同时，由于非洲对西方的整体地缘战略重要性有所下降，西方援非资金大幅减少，1982—1997年官方发展援助（ODA）占援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0.38%降到0.22%的历史最低点。

　　2000年，联合国提出千年发展目标（MDGs），非洲的减贫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西方援非资金开始快速增加，援助方式也多番改革，更加强调援助效果。但直至今日，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总体上仍处于全球较低水平，贫困问题依然突出。202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低发展水平组的33个国家中仍有30个国家来自非洲。 这固然不能全部归因于西方对非援助失效，但西方对非援助失效的问题已被各界认识到并密切关注。

　　在冷战后胜利主义情绪创造的认识论茧房中，上述问题被看作没有答案的困惑。在理论与现实出现了巨大断裂之后，人们首先质疑的竟然是现实而非理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则是这种胜利主义情绪遭遇的第一次真正挑战。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内部发生了针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层反抗。大多数年轻一代难以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进程获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拥趸们保证的那个乌托邦的实现。为了这个繁荣的梦想，人们在之后的 20余年间，忍受了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忍受了持续不断的以人道主义与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为名的干涉战争。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发达的工业国家——或者按照萨米尔·阿明的话来说“三合会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the triad）——内部的不平等，以及全球性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并且固化。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注意到了这种不平等发展可能造成的危险。吉布森提醒，“未来已来，它只是分配不均”。

　　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这个世界上少部分国家中的一部分人充分享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益处。与这些能够全球旅行、拥有计算机和汽车、享用来自世界各地美食的人相比，世界绝大部分人无法体会到这种全球化带来的未来。这种分配不均在国家层面更为严重，与极少数发达国家相比，绝大多数欠发达、不发达、发展中国家甚至无法为本国普通民众提供洁净的饮用水、干净的空气、基本教育、稳定的社会……新自由主义现代化创造了发展，也创造了不平等。而在这种不平等结构中，如何实现一个更为平等、均衡、公正的现代化发展，是所有发达国家之外的国家的共同愿望，也是所有在这种不平等结构底层的人的共同期望。这种对更平等、更富足、更安全世界的共同期望构成了今天全球南方的基本秩序理想，也联通了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普遍探索。这条道路充满失败与彷徨，但探索一个更好世界的理想延续至今。也正是在这个历史序列中，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作为曾经的不平等秩序结构底层的国家，作为边缘国家的发展与复兴经验才具有更广大的意义。中国得以成为今天的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发展，摆脱了依附的经验，需要在全球南方这一历史语境中理论化。这种理论探索是为了消除造成南北差异的基本结构。今天对南方问题的理论探讨是为了将世界秩序的发展推向一个更好的阶段。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发展与其保证的乌托邦理想之间的断裂越来越大。这种断裂同时也对全球北方产生了社会影响，一种普遍的失望心情转化为对全球化、全球化精英，对深层政府（deep state），乃至对所有国家的普遍不满与怀疑。在这种普遍社会情绪下，反全球化在全球北方以种种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形式出现。这类在不同国家涌现的反建制运动并未提出任何替代方案，仅仅对各自国家的不平等状态做出了反应。这种高度碎片化、受议题限制的反抗运动从西方各个方面吸取思想资源。就像所有议题驱动的反抗运动一样，21世纪西方社会内部的抗议并未促生理论反思。相反，它们从既有理论中片段式地抽取资源，在裁剪拼凑之后，包装成某种神秘的东西抛给公众。

　　实现这种信息隔离状态的前提是物质性的。在由美国共和党与部分政治精英，以及世界部分金融、互联网以及军工界精英组成的跨国霸权集团的主导下，一个以中国为对手，以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为模板，以少部分人的利益为核心的霸权集团，开始越来越明确地试图将人类重新拖入全球对抗甚至战争的泥潭。2021年，由大西洋理事会操刀，以冷战时期著名的凯南“长电报”为样本，匿名发表的长篇战略报告《更长的电报》明确了要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幌子，对中国进行全面冷战，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份报告，连同2020年秋季由谷歌牵头的“中国战略组”发表的报告《非对称竞争》，共同构成了拜登政府对华与全球秩序的基本态度。两份报告中，前者明确强调了对华的全面战略对抗甚至政治颠覆意图；后者则针对压制中国科技发展与维护美国信息领域领导权问题，明确提出了在科技战场上维持技术与媒体平台双垄断的野心。

　　实际上，制造议题是议会民主制度的核心政治手段之一。正如古罗马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所说，“面包和马戏”是罗马贵族政治统治用来调和国家内部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手段。到了17世纪，向外的商业殖民扩张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用来维持国内稳定，扩张部门利益，输出社会矛盾的核心方式。19世纪下半叶，英帝国殖民南非的急先锋、商人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曾在伦敦东区目睹失业者集会时齐声高呼“给我们面包”。在那之后，他便深切地感受到，为了避免英国本土的血腥内战，唯一的出路就是“成为帝国主义者”。

　　以对外扩张和海外霸权为基础，以加剧亚非拉地区的不发达与本土社会的发展不平等为代价，以战争或经济制裁为武器，维护霸权集团的垄断利益，这是自 19世纪以来，导致全球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持续快速往复的基本原因。甚至到了今天，英美的政治也围绕两者展开。“面包”象征着通过分派利益，用“发糖”的方式，以少量福利稳定民众的手段。“马戏”则指通过娱乐、庆典等意识形态工作，或促使民众妥协，或转移民众注意力。在今天大众民主政治的时代，新闻媒体不断制造出的各种议题，便是在议会民主制度体制下，各种政治力量屡屡用来谋取部门政治资源的重要手段。讽刺的是，政治沦为“面包和马戏”恰恰标志着古罗马社会与国家的衰落。

　　必须强调，这种以中国为敌的霸权立场，不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的，也不会随特朗普下台而终结。这一立场是垄断集团维系霸权世界格局的必然产物。这种世界格局导致了欧美世界内部的政治危机，引发了对中国的敌意，也造成了今天的全球南方问题。而解决危机的方案也蕴藏在这种结构性问题之中，它需要我们穿透危机，穿透危机背后的认识论霸权，将视野投射到中国，以及所有围绕全球南方展开的现代化实践，真正开始探索其背后蕴含的面向未来的理论可能性。

　　如果将整个世界看作威尔斯笔下的现代国家，将美国建立的单极霸权的世界秩序看作云上的独裁者所创造的秩序，那么将视角转换到单极霸权之外，我们便能看到全球南方。实际上，无论是今天的全球南方，还是曾经的第三世界，或是更早的亚非拉，都反映了对霸权秩序的不满，以及面对这种霸权秩序，被压迫者通过团结互助实现去依附与现代化的期望。与霸权中心的世界秩序观不同，全球南方视角反映的是对被治理者、被压迫者的能动性的肯定。因此，它反映的并不是20世纪末西方学界后殖民主义意义上的“庶民”（subaltern）视角，而是在为反抗、斗争、探索等充满不确定性的实践行动赋予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在漫长的历史延续中，中国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不懈探索作为多样性实践的一部分，作为对霸权秩序的反抗，才真正具有了理论普遍性。这种反霸权实践的目的，是构建一个没有霸权的秩序。

　　西方现代认识论的重要特点是自上而下的秩序观。几乎所有关于国际秩序的描述，都是围绕某种秩序性和确定性展开的。这种确定性来自权力与资源等各方面自上而下的垄断。在这种垄断之下想象出来的国际秩序的基本架构，在我们看来是稳定的。而实际上，所谓的稳定性并不真的长期存在。我们有对稳定的诉求，但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对这种稳定性的冲击。在这种认识论基础上，作为被统治、被管理对象的全球南方自然会显得杂乱无章。我们今天在理解全球南方的时候，也经常会从这种认识论出发，想当然地把全球南方描述成不统一、不确定、不稳定的对象。这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既有西方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知识体系的理论贫困。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作为地理概念的南方有过一个极具辩证法意味的讨论。他在讨论意大利统一所面临的障碍时，注意到了意大利南北之间因生产方式、经济结构而形成的发展差异。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差异被叠加上意识形态意味之后，造成了意大利北方对南方的文化歧视。意大利的南方以农业生产结构为基础，同时面临北方的工业生产结构的挑战。对葛兰西而言，讨论南方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在追求统一的前提下，思考如何使南北发展高度不平等、经济基础高度不一致、文化习俗存在高度差异的意大利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且继续发展。

　　在葛兰西看来，南方是客观存在的自然地理范畴，但南方问题的形成，则是在人的活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南方在自然环境的影响下，构成了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秩序。然而，在工业化的北方看来，南方成了文化上落后、野蛮、保守的代名词。与之相对的，是先进、文明、开放的北方。恰是这种描述蕴含了一种深刻的决定论理论，它强调南方的不发达与其本质密切相关，并非出于某种结构性的原因。葛兰西认为，在处理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的问题时，必须将南北方的结构性不平等关系放在统一的框架内理解。

　　同样，我们今天在理解全球南方时，不应该问“全球南方为何不发达”，而应当问“在怎样的结构中创造了全球南方的问题本身”，并在讨论中寻找消解南北差异的实践路径。实践哲学是理解全球南方的唯一方式。它意味着，当我们将实现一个没有霸权的秩序作为目的时，所有尝试都变成了通向这一未来的过渡。也正是在向未来过渡的自觉中，全球南方才能真正拥有其主体。在朝向全球南方秩序的运动中，所有被这种历史进程团结起来的主体又反过来为全球南方赋予了意义。这便是我们今天讨论全球南方的意义，而消除造成全球南方问题的结构则是我们讨论全球南方的根本目的。

　　对全球南方问题的讨论，本质上是对中国发展模式普遍性、可能性的讨论。这种普遍性不在于将中国视为可供复制的蓝图，而是将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一个实现去依附发展的案例进行研究。随着以殖民扩张为基本方式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一体但不平衡的发展催生了全球南方问题。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全球南方为争取独立和自主发展而开展的长期事业。对资本主义北方而言，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同质化的自上而下的过程。现代化仿佛是一种权力与文化的扩散结果——从处于支配地位的核心区域扩散到依附性的半边缘和边缘区域。这种现代化通常仅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所引发的全面社会变革相关联。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持续的全球殖民扩张催生了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的核心体现为两个基本方面：其一，它意味着生产的全球一体化；其二，它标志着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常态化流动。尽管西方经济学倾向于用需求、交换和分工等概念来概括这种流动，但此类概括掩盖了这个世界市场的一个关键特征——单向性。

　　造成世界发展不均衡的不平等结构直到今天仍旧发挥着作用。但随着中国的复兴，这一结构，以及在这种结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理论正在遭受最根本的冲击。过去，从冷战末期到21世纪初，世界应当如何发展，在什么条件下发展，应当遵循怎样的秩序，世界秩序与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未来图景是什么，这些问题仿佛都有了确定答案。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与人民来说，答案就是“变得更像美国”。美国冷战后的胜利主义建立在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基础上。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美国成了唯一可模仿的对象、唯一可参考的中心。所有知识体系都是围绕如何变得更像美国而建立的。但是在过去十年中，这个世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前面跑的美国“不在”了。这就意味着，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想要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个具有乌托邦意味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想自己如何以及朝哪个方向发展，就变成了一个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

　　依附的形成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垄断。过去我们经常围绕单一的生产环节讨论垄断。的确，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在于打破了生产端的垄断，我们通过成为全球工厂摆脱了原先的被压迫地位，但这仅仅回答了过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问题。依附理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国际公司已经开始将生产端转移到全球南方。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条的形成，生产端的垄断已经被打破。然而，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随着生产端向全球南方转移，全球南方仍旧是依附性的，无法实现自主发展？无法将生产端产生的部分剩余价值投入本国经济循环，投入再生产，实现真正面向健康增长的积累？这与仍旧普遍存在的市场端、需求端的全球依附结构密切相关。

　　实际上，当特朗普在 2025 年再次发起关税战时，白宫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强调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恰恰是出于对这个最大的统一市场的需求，其他国家不得不将产品卖给美国——这就是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最根本逻辑。全球南方在发展进程中也清楚意识到了，其对北方的依附不单纯是生产知识上的，而是全方位的。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南方寻找市场、希望建立良好循环的时候，发现除了北方没有任何地方有庞大统一的市场，能够吸纳全球南方生产出的大量产品。

　　这并不是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的问题。英国在19世纪就建立了全球循环体系。例如，独立之前被欧洲殖民者视为“黄金海岸”的加纳，其绝对经济支柱是可可豆出口。而可可豆的最大消费市场恰恰是其旧殖民者——欧洲。殖民者为了资源与可可豆将加纳拉入自身的殖民经济全球循环，建立了从生产端到需求端的完整链条。这一循环链条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彻底破坏“黄金海岸”原有的经济自主循环，并将其转化成具有高度依附性的、自给自足的、以欧洲市场需求为锚的殖民全球化循环中的齿轮。

　　从20世纪50年代亚非会议开始，全球南方的诉求就是从多方面摆脱依附性，其中包括摆脱生产能力垄断，以及建立全球南方内循环。但出于很多机制性的原因，加上地缘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这个循环始终没有建成。在全球南方谋求现代化发展的历程中，不乏失败的经历。将中国实现去依附现代化发展的实践经验，与全球南方绝大多数国家无法实现去依附现代化发展的教训相比对，我们不难发现，全球南方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去依附发展的重要掣肘之一就是无法掌控本国货币的主权。在国内生产循环中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无法以资本的形式投入再生产，也就是说，通过生产产品所积累的价值无法进入本国再生产的循环。全球南方经济、文化与政治精英通过加入全球北方生产全球化链条而获取的利润，绝大多数重新流入了全球北方，成为伦敦、纽约等核心城市的昂贵房产、奢侈品、教育与服务市场的消费力量。这种无积累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制约了过去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发展，也造成了全球南方国家经济高度买办化的基本现状。

　　在这个背景下理解中国自贸易战以来，特别是自2025年年初以来所提出来的一系列设想，会发现中国不再仅仅局限于自身作为世界大工厂的意义，而是多次提及“双循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中国可以为原本高度依附全球北方消费能力的全球市场提供一个多样的需求端。简单来说，中国在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几十年中，不仅要向全球卖商品，而且要向全球南方其他国家宣告我们可以买商品，我们可以成为全球南方依赖的更大的共同市场之一。这是今天提及“双循环”的意义，也将为我们讨论全球南方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抓手。

　　回到中国传统的发展观。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在其20世纪50年代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指出，如何在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家共同体里实现现代化。把视角变换一下，这同样是中国以及全球南方其他国家要回答的发展问题——如何在一个发展阶段高度不均衡的状况下实现工业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最能启迪全球南方的中国经验，恰恰是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齐头并进，以及具有高度组织能力的先锋党通过国家力量推动形成更大的共同体，通过保护性关税以及主权货币工具，实现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并确保这种积累能够进入共同体经济再生产循环。

　　当知识界回望20世纪80年代，仿佛觉得中国已经开始全面模仿美国的时候，中国的思想家仍具有极强的中国主体性意识。这恰与全球南方产生了最深层次的知识共鸣。在这里，我想援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陈其人的研究，他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指出历史辩证法最终将消除南北经济差异。今天中国讨论全球南方，并不是在说全球南方的本质属性到底是什么，由哪些国家或地区组成，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被称作“南方”，而是通过指出并承认全球南方这一现象背后存在的严重的全球发展不平等问题，探讨如何通过自主发展来推动不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现代化，并且消解全球化发展高度不平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