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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加强深港协同助力内地企业出海。两地可以构筑常态化、专业化跨境金融服务模式，深入实施科创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等试点，支持开展“境外直贷”“内保外贷”“外保内贷”、银团贷款、国际租赁等业务满足“走出去”企业融资需求。支持符合条件的深圳企业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绿色债券，拓展国际融资来源。进一步发挥深圳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功能，加强“一带一路”投融资服务水平。鼓励两地金融机构合作，共同开发多样化的汇率、大宗商品价格等避险产品和服务，联动打造企业出海生态式金融服务体系。

　　2025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34.7万亿元，占全球的比重接近30%，远超其他国家。在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门类中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但是高档数控机床、医药及高性能器件、新材料(高性能碳纤维自给率不到10%)部分完成，半导体及专用装备自给率仅20%，核心工业软件国产份额不到10%。因此，“十五五”时期，我们必须从建设制造大国转向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发展先进制造业或高端制造业，而这又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为了保就业，生活性服务业也需要得到长足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必须实现协同发展。

　　一是制度与开放优势突出。粤港澳大湾区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制度框架，强调跨境合作和国际联通，发挥改革开放前沿优势，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和支撑的经济体系。该区域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如科研资助、税收激励、知识产权保护）上具有灵活性，能够放大开放创新优势，推动内地创新成果通过香港实现国际化转化。相比之下，京津冀更注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原始创新策源，基础研究能力突出；长三角则强调跨省市产业创新联盟和成果转化效率，聚焦系统集成能力和产业分工协同。

　　例如，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领域，要利用湾区制造业供应链和深圳创新活力，结合香港国际数据枢纽，构建“AI+”生态，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避开基础算法短板，聚焦应用场景迭代（如智能制造、智慧城市），通过深港科创走廊吸引全球AI人才和资金，形成千亿级集群。在科技金融与创新生态领域，则可以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深化跨境金融产品创新（如“拨投结合”、风险补偿），吸引长期资本支持科技企业、构建覆盖创新全周期的服务体系，推动成果从港澳研发向内地产业化转化。